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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开佐是修水县太阳升镇坪塅村松坪人，我与他是同村同屋堂，按辈分该喊他一声“爷爷”。1996年元月，我从黄沙镇调到太阳升镇工作，和他成了邻居。那时他已退休在家，我常去他家串门，听他聊起当年工作的点滴，心里总是热乎乎的。那段战天斗地的岁月，像一团火，灼烧着我的记忆。我总想为他写点什么，又怕自己笔力不够，写浅了这位把一辈子都种进泥土和水稻里的老人。

　　1927年重阳节，陈开佐出生在坪塅村松坪一个穷苦农家。三岁没了爹，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家里的茅草屋被烧。娘带着他一路逃难，后来改嫁。陈开佐成了放牛娃，在风雨和饥饿里挣扎着长大。

　　新中国的太阳，照亮了这个放牛娃的命运。1950年，23岁的陈开佐一头扎进了土改工作队。他做事踏实，为人实在，乡亲们都信他。没多久，他当上了乡武装队长，还入了党。这个旧社会的“睁眼瞎”，前后三次被送到县里、地区、省里去学习，是党教会他认字，给了他理想信念。从初级社社长，到村党支部书记，这个昔日的放牛娃，一步步长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

　　1958年，人民公社的大潮涌来。被誉为“江南第一社”的太阳升人民公社成立了。陈开佐因为肯干、公道，被选为公社副社长、党委副书记。从此，他个人的命运，就和太阳升这几千户人家的日子，紧紧拴在了一起。

　　公社是建起来了，可老百姓地里的庄稼还得靠天吃饭。太阳升地处修水县东大门，是个小盆地，群山环抱，八百里修河穿境而过，地势平坦，地多山少，良田万顷，一下雨就涝，一晒就旱，乡亲们管那些田叫“望天丘”。大伙儿都说，水是农业的命脉，这命脉不通，干啥都白搭。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公社党委决定把水利冬修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考虑到陈开佐年轻，就把修水库这副重担交给了他。

　　1958年冬，天刚转凉，陈开佐就领着全公社146个生产队的社员，浩浩荡荡开进了东风水库的工地。没有挖机，没有卡车，几千号人凭着一副肩膀、两只手。工地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说要“叫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

　　陈开佐腰里扎条白汗巾，卷着裤腿，和社员们吃一锅饭，睡一个工棚。他嫌普通的土箕太小，特意让人编了一副特大号的。他挑着这第一担土，走在最前头，对大家说：“从今天起，我这一担，就算一个‘标准工’。我是党员，我先做到，大家看着来！修水利是给子孙后代攒福，偷不得一点懒！”

　　数九寒天，地冻得跟石头似的，一镐下去一个白点。不少社员手上脚上裂开大口子，血珠子直往外渗。有人看着冻成冰坨的泥土，犯了怵。陈开佐不吭声，把那双缠满胶布、裂着血口的手高高举起来：“看见没？这是跟老天爷打仗的光荣疤！这点伤算啥？轻伤不下火线！”从此，“蛮书记”这个名号，就在工地上叫响了。

　　经过两个冬春全公社社员苦力奋战，东风水库终于立在人们眼前。竣工典礼上，陈开佐举起那双再也伸不直、满是老茧和疤痕的手，声音有点抖：“苦是苦，可用咱们的苦，能换来子孙后代万顷良田，值！”

　　这一“蛮”，就“蛮”了二十年。到1978年，太阳升公社的山坳里，先后修起了东风、高峰、先峰、下坑等16座中小型水库，建了25个排灌站，水渠像血管一样通了上百里。7000多亩靠天吃饭的旱地喝上了水，2.6万亩“望天丘”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肥田。

　　陈开佐对公家的事“蛮”上心，可对自家的事，却“蛮”得有些不近人情。他常年住在各个大队，很少回家。妻子带着四个女儿，挤在两间别人废弃的旧房里。有一回他抽空回家，看见妻女几个脸色发青，一看就是吃不饱。这个在工地上吼得地动山摇的汉子，脸一下子红了。他转身去找生产队长，赊了三十斤米。队长说不用还，他眼一瞪，非要打欠条，还郑重其事地按下手印：“公家的粮食，一粒也不能白拿，发了工资立马还。”等工资一到手，他第一件事就是去还米钱。他说：“公是公，私是私，这个线划不清，要犯错误的。”

　　按照公社党委分工，他下到红光大队蹲点，骑着一辆叮当响的旧自行车。村里的孩子老远看见就喊：“开佐公！”“开佐太！”他总是笑眯眯地摸摸孩子的头。在社员家里吃饭，主人家想给他弄点好的，他坚决不肯，粗茶淡饭就行。可每顿吃完饭，他一定会掏出粮票和毛票，一分不少地压在碗底下。时间长了，社员们都说：“开佐书记吃饭给钱，比我们干活计工分还‘蛮’哩！”

　　陈开佐的“蛮”，不光是苦干，到了节骨眼上，就成了豁出命的胆魄。红光大队有片山场，和隔壁武宁县地界挨着，两边村民为砍树的事，摩擦不断。一年冬天，下陈村的村民抓到了一个越界偷砍松树的浙江移民。两边火气都大，一下子聚拢了上百人，吵吵嚷嚷，推推搡搡，眼瞅着就要打起来。得知这个事情，陈开佐立即赶到现场。混乱中，不知道谁，竟然点燃了一个裹着铁钉的土制炸药包，嘶嘶地冒着烟，就要往人堆里扔！所有人都吓傻了。就在这要命的关头，陈开佐一个箭步上去，一把抢过那个嗤嗤作响的炸药包，猛地扯断导火索，死死摁在自己怀里。他瞪着眼睛，一声怒吼：“都想死吗？想炸死多少人？想去坐牢吗？”

　　这一声吼，把所有人都镇住了。他立刻让人给被绑的移民松绑，然后自己一个人，跟着那几个惊魂未定的移民下了山，找到他们的安置点。他诚恳地替村民道歉，承诺赔偿损失，又坐下来，耐心地讲政策、说道理。一场眼看就要见血的械斗，被他这不要命的举动和推心置腹的沟通，消弭于无形。事后，村民们想起来都后怕：“那天要不是开佐书记，不知道要闯下多大的祸！”

　　时间走到七十年代末，陈开佐也过了五十岁。他敏锐地感觉到，种田光靠“蛮干”不够了，以后得靠科学。他在前进大队划出10亩田，搞起了水稻试验田。他和一个叫潘先福的年轻人一起，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那些禾苗。天天蹲在田里，测土、配肥，恨不得给每株苗都建个档案，日夜记录它们长高、抽穗、灌浆。汗水没白流。那10亩试验田，早晚两季稻子，亩产竟然达到了2400斤，一下子创了当地的纪录，也摸索出了一套科学种田的方法。1979年县里推荐他去省里参加科学大会并作典型发言，会上念了自己编的打油诗：“农民不配搞科研？地地道道是谎言……早晚两季二千四，科学种田走在前。”第二年，他被评为江西省劳动模范。

　　1983年，陈开佐退休了。可人退心没退，他当起了公社的义务农技员，照样天天往田里跑。1996年春天，倒春寒加上连阴雨，很多秧田的秧苗都烂了根。快七十岁的陈开佐急了，拖着不再利索的腿，一个村一个村地看，手把手教农户排水、增温、撒药，硬是保住了170多亩早稻的秧苗。

　　后来他得了脑血栓，行动不方便。可他闲不住，就请镇广播站的人来帮忙，他口述，让人整理。五年时间里，他写了220多篇介绍种庄稼的文章，通过镇里的“农家参谋”节目播出去。谁家水稻生了病，哪块地该施肥了，都能从他的广播里找到办法。这个“空中农技站”，一直亮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2010年12月13日，陈开佐老人走了。出殡那天，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自发来送他。当年和他一起搞试验田、后来当了县农业局局长的潘先福，在念悼词时，几次哭得说不出话，最后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老同事们流着泪说：“他心里头，装的都是公家，是群众。没给自家谋过一点私，没为儿女的工作开过一次口。他一辈子的心血，全都浇在太阳升这片土地上了。”

　　如今，在坪塅村松坪的路边，静静地立着陈开佐书记的墓碑。墓碑上，刻着六个字——“惜党恩未酬尽”。每一个看到的人，都会心头一颤。这个“蛮”了一辈子的老书记，用他的忠诚、干净和担当，在太阳升的山水之间，在老百姓的心坎之上，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他就像这大地上的泥土，平常无奇，却孕育着无尽的生机。他的故事，他那股子“蛮劲”，那份深情，穿过漫长的岁月，依然滚烫，温暖和照亮着每一个听说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