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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世界，印度裔CEO在全球科技、金融等领域影响力显著，他们拥有工程技术背景，并在美国硅谷或全球企业中长期任职后晋升至领导层，印度人才在全球商业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究其原因，是其教育体系（如理工学院）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加上语言优势（英语普及）和跨文化适应能力，推动了印度裔高管在全球的崛起。印度人通过各种切入点，逐步改变了西方对印度人的看法。

　　可以举出很多成功的印度裔的例子。桑达尔·皮查伊出生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2015年成为谷歌CEO。萨提亚·纳德拉出生于印度海得拉巴，1992年加入微软，2014年成为CEO，推动微软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转型。

　　帕拉格·阿格拉瓦尔出生于印度孟买，曾任Twitter首席技术官，阿尔温德·克里希纳出生于印度安得拉邦，长期任职于IBM，2020年接任CEO。莱维·佩伊公司出生于印度孟买，曾任诺基亚首席运营官。

　　是什么让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改变了对印度人的看法？从他们父辈的足迹或许能说明问题。

　　印度人对生活环境要求不高。英国人的家庭医生，很有可能会是南亚人，他们能冷静诊断老年人的心脏病，还负责接收孩子上学。

　　英国在过去70年的里，如果你在一个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做个小手术，或者在一个北方城镇看医生，或者需要一个愿意在老年病或精神病科上夜班的专家，更有可能得到来自印度的医生的治疗，而不是来自爱丁堡或埃塞克斯的医生。

　　这种印象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英国国民的心中，到2010年，BBC制作了一部成功的连续剧----《印度医生》。印度医生就像约克郡的茶或国民保健制度一样留在英国人记忆中。

　　同样的模式在在美国复制，走进爱荷华州或北达科他州的一家乡村医院，给你看病的医生很可能是德里出生的。在初级保健和肿瘤学等专业，移民医生约占劳动力的一半。

　　在美国的国际医学毕业生中，印度人占最大份额----在美国执业的所有外国培训医生中有23%毕业于印度医学院。在北达科他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等州，医生在H-1B签证持有者的比例异常高。他们愿意去美国医学毕业生不愿去的地方工作，那里对口音并不挑三拣四。

　　2018年1月，威廉王子与医学院学生一起参观伦敦的伊芙琳娜伦敦儿童医院。印度面孔居多。

　　当然，现在这两个国家情况有点改变。在英国，发给印度公民的卫生和护理工作者签证在过去一年中下降了67%，护士下降了近80%。2024年，非英国人的合格医生离开人数增加了26%，印度高级医生表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薪酬更高，西亚的税收更低。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9月对新的H-1B签证申请征收了10万美元的费用--增加了近30倍。而印度公民持有超过70%的H-1B签证。

　　2023年，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成立75周年，特意提到印度医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到1960年，印度医生已经占英国医院初级医生的30%至40%。到1971年，近三分之一的NHS医生是外国出生的，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印度次大陆。

　　正是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回应了英国的招聘潮，当时英国的医学毕业生纷纷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寻求更高的薪水。正是这些印度医生阻止了英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崩溃。

　　70年来，印度医生不仅治愈西方病人。他们治愈了印度在西方的形象。他们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工程师，程序员，现在经营着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果说印度人一定程度主宰了今天的全球科技行业，如果说萨蒂亚·纳德拉掌管着微软，阿贾伊·邦加掌管着世界银行，那么这一切都始于最初到西方世界的医生和护士。

　　这是印度软实力表现，它的运作模式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印度没有出口征服全球市场的娱乐产品，比如韩国的K-pop。它不生产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印度输出的是能力--体现在高技能的专业人士身上，他们通过数十年与西方社会的亲密关系，改变了西方对印度本身的看法。

　　2020年4月，在伦敦市中心，一名骑自行车的人经过一幅NHS工作人员的壁画。

　　印度医生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抵达英国，这股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达到高潮。美国1965年的《移民和国籍法》优先考虑技术工人，此后不久就打开了美国的大门。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医疗人员需求增加，印度医生填补了美英两国的关键空白。

　　他们与其他移民、其他专业人士和其他高技能工人不同：医患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当印度医生为你接生，治疗你的糖尿病，或者陪老人度过最后的时间时，信任已经建立。当这位医生是印度人时，当这种事例几十年来在英国和美国被复制了数百万次时，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在印度医生们来到之前，“印度制造”意味着廉价的纺织品、茶叶和黄麻等无品牌商品，这些产品靠价格而不是质量竞争。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材料出口讲述了一个挣扎的后殖民经济的故事-农产品，原材料，低价值的制成品。与印度相关的叙述是贫困、文盲和迷信，耍蛇人和土邦主的“异国情调”印度。

　　印度医生改写了这种说法。他们不是在为观众表演杂耍;他们在拯救工人阶级社区的生命，在农村城镇，在医疗系统中那些迫切需要他们的平凡角落。他们成为了“社区的综合支柱”。这是一种独特而强大的软实力。与宝莱坞的地区吸引力或韩国流行音乐的全球影响力不同，印度医生通过持续的个人关系创造了影响力。

　　典型的发展轨迹是这样的：一位年轻的医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德里、马德拉斯或孟买的医学院毕业后来到英国，希望接受外科或内科方面的著名培训，结果却发现这些途径被制度所阻止。他最终会在西方一个贫困的城市地区或偏远的乡村小镇做全科医生，这些地方是英美医生拒绝去的。

　　30多年来，他夜以继日地出诊、出诊，治疗煤矿工人的肺气肿，在公寓里接生，这位医生后来成为了一个社区最值得信赖的人物，这个社区最初对他的到来持怀疑态度。这一个人的故事，在成千上万的医生和数百万的病人中成倍复制，建立了一个没有任何广告活动可以比拟的信任库。

　　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大约从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200年，印度曾是一个自信的文明输出国--不是通过征服或殖民，而是通过商人将思想输出。

　　这些商人将佛教传播到东南亚，将零等数学概念引入阿拉伯世界，并将印度的天文学知识带到中国。他们不是国家的使者或战士。他们是商人，他们的货物中携带文化。

　　印度商人一代代让柬埔寨、爪哇和缅甸的地方统治者接受了印度建筑和宗教观念，因为他们发现这些观念很有用，而无需建立殖民地让军队强迫他们这么做。

　　两者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现代印度专业人士--医生、工程师、程序员--通过类似的机制传播印度的能力：不是国家政策，而是个人努力。正如古代商人带来了数学概念，改变了文明，现代医生带来了医疗技术，改变了医疗系统。既不需要军队，也不需要营销活动。

　　印度软实力的第二波浪潮是随着信息技术的繁荣而到来的，但正是印度医生的经历使之成为可能。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美国和英国公司开始大量雇用印度软件工程师时，他们正在扩展一种已经在医学中得到证明的模式：印度人能吃苦持家可靠，技术优秀，愿意从事其他人逃避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2000年危机加速了这种人才涌入。由于公司对千禧年可能出现的计算机故障感到恐慌，他们转向印度程序员，这些程序员可以快速掌握遗留代码并解决问题。成千上万的印度工程师持临时签证来到西方，解决了危机，并留下了。许多人成为经理。有些人成了执行官。

　　到了21世纪初，“印度制造”不再意味着100%廉价商品，是有能力的专业人士。它现在意味着尖端技术。班加罗尔成为创新的代名词，成为硅谷的竞争对手。印孚瑟斯（Infosys）、Wipro和TCS等印度IT公司成为公司董事会中家喻户晓的名字。

　　2015年9月，在加州Facebook总部，人们在市政厅与莫迪和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会面

　　现在，印度裔首席执行官在世界上一些最有价值的公司中纷纷暂露头角。比如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香奈儿（Chanel）的莉娜·奈尔（Leena Nair）。世界银行的彭安杰。在2025年的财富500强名单中，有11家公司由印度裔的首席执行官领导，监督总市值超过6.5万亿美元的企业。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因为两代印度专业人士--先是医生，然后是工程师的努力。当公司董事会考虑印度候选人担任高层职位时，他们赌的是技术和沟通自信的能力。

　　路线图是：当医生证明印度人可以被病患信任，工程师证明了印度人技术可以信任，首席执行官们证明了印度人管理能力和视野。

　　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软实力。与K-pop明星或宝莱坞演员不同，这些首席执行官并没有为全球观众表演印度文化，许多人已经成为彻底的美国人或英国人，他们的孩子主要认同他们所在的国家，而不是印度。萨提亚·纳德拉是美国人，彭安杰是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就是美国的成功。

　　然而，他们的印度起源很重要。当纳德拉在2014年被任命为微软首席执行官时，他在曼尼普尔理工学院接受教育并在印度Sun Microsystems工作的事实输出了印度技术教育和商业智慧的信息。当彭安杰当上世界银行行长时，他从浦那到万事达卡再到华盛顿的轨迹象征着印度融入全球金融的制高点。

　　软实力的作用是间接的：这些领导人体现了印度的能力。它们是印度教育、印度职业道德和印度解决问题能力的广告。他们不是通过在文化上代表印度，而是通过在功能上展示印度的能力来重塑人们的看法。

　　这就是印度无意中走上的模式。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塑造软实力，韩国有意将K-pop打造成文化出口，而印度则意外地创造了一个软实力机器，出口了最有才华的人才，并让他们脱颖而出。

　　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印度通过人力资本形成的软实力现在面临着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 首先是可追溯到印度呼叫中心和技术中心的诈骗和欺诈行为的扩散。印度技术支持的骗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比喻，出现在YouTube视频和深夜喜剧节目中。在班加罗尔和加尔各答经营的浪漫骗子诈骗了数百万讲英语的西方人。当美国人看到一个带有印度口音的陌生电话号码时，怀疑是本能的反应。医生们几十年来建立的信任，工程师们加强了这种信任--这种信任正在被犯罪分子侵蚀，他们利用的正是印度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和英语技能。

　　第二个威胁来自科技自身的声誉危机。随着科技公司在侵犯隐私、垄断行为、错误信息和负面社会影响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运营这些公司的印度首席执行官与这些失败有关。还有他们对同胞的任人唯亲。当桑达尔·皮查伊在美国国会谷歌的市场主导地位作证时，当YouTube上的内容审核问题出现时，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印度人的一个叙事。大型科技公司越来越负面的内涵，正在玷污印度管理高层的形象。

　　随着英国通过限制性移民政策、成本上升和敌对的政治言论赶走印度医生，失去的不仅仅是医务人员。它切断了70年的关系，改变了英国如何看待印度以及印度如何看待自己与英国的关系。

　　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到达的第一代印度医生不仅仅是NHS的工作人员，他们背负贫穷和落后的殖民主义落后印象，开始慢慢地、一个病人接一个病人地改写它，他们表明，印度能够培养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胜任的专业人员。他们为后来的每一波浪潮--工程师、程序员、高管--奠定了基础。

　　印度并不打算像韩国计划输出K-pop那样，把医生作为一种软实力举措来输出。印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印度的医学院在殖民统治时期以英国标准为蓝本，培养出的医生数量超过了印度经济的吸收能力。70多年来，印度医生和西方患者之间进行了数百万次互动，建立了信任和积极的联系。通过几十年的信任建立起来的软实力一旦被打破，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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